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Распад СССР)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社会结构、国民经济和政府结构等一系列危机,出现了国家系统性瓦解的现象,并最终亡国,其标志事件为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是戈尔巴乔夫在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改革,其改革非但没有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还激化了潜藏的社会和民族矛盾,削弱了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最终丧失政权。在八一九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中央政府彻底瘫痪,各加盟共和国借机相继宣布独立,同时放弃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最终,苏联的国家结构因1991年12月签订的《别洛韦日协议》和《阿拉木图宣言》而终止并被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的会议从法律意义上宣告了苏联的结束。
苏联解体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剧变,其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全部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此外,苏联解体被视为苏美对抗和冷战结束的标志。原苏联领土上各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后来甚至爆发了如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纳卡战争、俄格战争、顿巴斯战争、俄乌战争等一系列大规模军事冲突。
解体诱因[编辑]
苏共的腐败[编辑]
勃列日涅夫在上台后提出“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论调,掩盖苏联长期积累下来的大量问题,造成太平盛世、一片光明的盲目乐观和虚假繁荣,但事实上苏联民众的实际感受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官僚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严重变形,并助长了言行不一、贪污腐败现象,勃氏领导层的个人及其家属子女和亲信却以权谋私,追求与其公开言论相反的奢华腐化生活。在勃氏时期,苏共党员队伍人数不断扩大,但党的影响力和威信却不断下降。[1]
经济困境[编辑]
在1970年代中期,苏联在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物和食品进口国,由此深深卷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到了80年代,苏联一半以上的外汇收入靠石油出口,而一半以上的外汇支出用于进口粮食,特别是农产品进口量占所需粮食总量的40%以上。随着80年代中叶的石油价格下挫,外加在石油决策上出现失误,苏联外汇收入开始加速锐减,而粮食进口也不得不由此减少,从而引起了苏联国内的农产品消费危机。[2]
民族问题[编辑]
苏联是在沙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沙俄被视为“各族人民的牢狱”,因此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俄罗斯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人口占比略多于50%,绝大多数居住在今俄罗斯联邦境内,但也有不少俄罗斯人散居在少数民族地区。然而,俄罗斯族同当地民族的关系为一个突出问题,俄族常被少数民族指责为“占领军”“殖民者”,而俄罗斯族则认为俄族对其他民族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在各加盟共和国内,除少数民族与俄族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外,非俄族间也存在着由争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而产生的各种矛盾。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因历史积怨、宗教对立、领土纠纷或现实利益冲突等原因存在各种矛盾,如俄乌之于克里木半岛和顿巴斯、阿亚之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等。此外,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并入苏联版图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因历史缘由,极力想脱离苏联,多次爆发恢复前资产阶级共和国、抗议苏德条约、要求更多自主权的示威活动。[3]
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领导层推行了大量迫害少数民族的政策,包括破坏民族地区农牧业,引起饥荒(见1932—1933年苏联饥荒),在大清洗中杀害了大量民族干部、民族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亚美尼亚等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均遇害),造成一大批冤假错案,还在1937—1944年间强制20多个民族约440万人从世代居住地迁往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即使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平反和克服,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民族恩怨也未能完全消除,并在后续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后得到不断放大。[4]
意识形态的演变[编辑]
在赫鲁晓夫时期,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引起苏共党内的思想混乱,更有甚至利用批判斯大林莱否定苏共和苏联的历史。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仍存在很大问题,缺乏对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有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流于形式,简单空洞。大部分年轻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感兴趣,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和对立情绪。这导致年轻人很容易把自己与党对立起来,对于许多攻击苏共的书籍反而显得很有兴趣。[5]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主张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引导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趋同”和“一体化”,意图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为此,戈氏推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政策,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方针,让各种非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自由泛滥。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方针和政策出台后,在苏联很快形成了一股专门揭露苏共历史阴暗面、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潮流,甚至党内出现了与“民主派”同流合污的“激进派”,把共产党说成是“同法西斯组织一样”。在该股潮流作用下,苏共党内出现了思想混乱,而反对该股反动潮流的共产党员反而受到了各种压制。在苏共丧失意识形态阵地的过程中,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成为了突破口,其中针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否定成为了落脚点,并随之延伸到对十月革命的否定,攻击和诽谤列宁,再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苏联共产党。全盘否定历史的思潮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给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造成“合法性危机”,动摇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仅1990年一年就有400万党员退党,并且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6]
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编辑]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西方国家就以各种手段对苏联发动了“和平演变”的攻势,重点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此设立了向苏联进行广播的无线电台达41个,一昼夜播音累计达253个小时。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利用科学交流赫大学生文化交流,对苏联青年进行西化渗透,宣扬西方的民主自由,与青年代表人物建立联系,在思想上极力影响他们。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西方国家从戈氏的政策看到苏联发生变化的希望,并对戈氏的“改革”公开表示欢迎和支持,采取诱压政策以促使苏联发生符合西方利益的变化。通过政治和经济援助条件,西方国家成功使苏联在意识形态上让步,使其停止了对美国之音(VOA)、自由欧洲电台(RFE)、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干扰,允许过去在苏禁止的报纸在苏联公开发行,允许西方的一些机构在苏联搞各种民意测验,公开发表不同政见等。[5]
影响[编辑]
解体后的各共和国[编辑]
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发展情况连续十多年每况愈下,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了50%,工业产值减少64.5%,农业产值减少60.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人均寿命大幅下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滑,各种犯罪大量涌现。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提到“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是一场真正的悲剧”。[7]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经济也一度濒临崩溃,尤其乌克兰时至今日依然无法消除其负面影响,且在民族、文化、领土等各种矛盾交织激化的背景下,进而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内乱频繁,最终酿成俄乌战争。中亚五国和外高加索三国独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样出现倒退,尤以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甚,上述四国各自的民族矛盾在苏联解体后迅速激化为内乱和战争,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破坏。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则在独立后随即加入欧盟和北约,接受了美西方的援助,经济社会发展得到了较快恢复。
参考[编辑]
- ↑ 徐海燕. 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 政治学研究, 2010, (03):16-25
- ↑ 庞昌伟. 国际油价波动与苏联解体. 俄罗斯研究, 2011, (06): 71-84
- ↑ 崔剑. 论民族问题与苏联解体——苏联剧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之一. 广西社会科学, 2002, (06):165-169
- ↑ 常庆. 从民族角度看苏联解体. 东欧中亚研究, 1998, (05): 22-28
- ↑ 5.0 5.1 李小圣. 试析苏联解体意识形态之原因. 求实, 2006, (S1):82-83
- ↑ 马岩. 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7, (03): 2-13
- ↑ 张全景. 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及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 (02): 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