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Но́в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缩写 НЭП）是苏维埃俄国和苏联在1921年至1928年间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于1921年在俄共（布）十大赏通过，以取代俄国内战时期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农村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利用市场和各种形式所有制发展经济，恢复卢布的全部货币职能，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战后的苏联还面临着金融稳定的问题，需要抑制通货膨胀并实现国家预算平衡，并在外国封锁的条件下确保国家稳定。新经济政策以列宁的经济思想为基础，涉及到再生产、货币理论、定价原理、金融和信贷，拟用国家计划和市场机制对混合经济进行调控。该经济政策使苏联国民经济迅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的创伤仲恢复过来。在1970至80年代，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通过借鉴新经济政策，实施了改革开放。

背景

1920年下半年，战火逐渐停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然而由于连年战火（四年世界大战和三年国内战争），俄国已满目疮痍，经济面临崩溃，工厂倒闭，土地荒芜，农业产值只有战前1913年的三分之二，工业产值仅有战前的七分之一。在农村，出于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骚乱，其中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西西伯利亚等产粮区发生了一系列农民暴动，尤为严重的是1921年2月在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的兵变。喀琅施塔得兵变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应，也反映了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实施过程

1921年初，列宁在意识到国家政策出了差错后，酝酿经济政策改变，在《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明确提出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的建议。同年3月，在俄共（布）十大上，列宁作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提出必须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即“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从而在党的十大上一致通过了改变粮食政策的决议。

1921年3月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将粮食税税额比原先余粮收集制大幅下调，纳税后的余粮可由农民自由支配，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法令被视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标志和起点。次月，在农村实施粮食税的同时，列宁提出了关于租让制的十条原则，苏维埃政府由此出台关于吸引外资和外国技术的法令法规，重申国家不再管理全部工矿企业。租让制是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厂矿、油田、森林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以上。

在实施粮食税之初，为解决农民的余粮出路，采取了通过国家控制的产品交换的办法，绕过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但导致了1921年6月的粮食危机，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交换。为此，列宁决定“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1921年7月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手工业和小工业》的法令，允许公民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佣工人不超过20人的消歧义。之后，苏维埃政府又将已国有化而雇佣在20人以内的小企业还给原业主。

1921年11月，列宁提出“我们已经退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并且“退却适度”。次年3月，列宁认为应该“停止退却”并“正确地展开和部署我们的力量”。此时，列宁仍寄希望于欧洲爆发革命，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若干年内”或“几年之内”的长期政策。

1923年初，由于欧洲依然没有爆发列宁所预期的革命外加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列宁则认为新经济政策作为由落后国家通过逐步合作化达到社会主义的途径，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

农业方面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实行粮食税的第一年，即1921年，虽因自然灾害而致农业歉收，但仍征得粮食税1.62亿普特，通过商品交换采购0.6亿普特，国家共收得粮食2.33亿普特，获得了很好的成效，缓解了当前困难。而在1922—1923年度，国家获得粮食上升倒4.3亿普特，而其他农产品、畜产品采购量也有较大增长。

1922年，随着农业经济情况好转，党和苏维埃政府陆续推出放款政策，相继颁布了《土地劳动适用法》和《土地法典》，规定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允许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并有选择使用形式的自由，允许土地可以出租何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

国家资本主义方面

1921年初，私人资本积累为1.5亿金卢布。两年后，资本积累增至3.5亿金卢布。从1922年到1925年，注册的似人工矿企业数从856个增至1786个，工人规模从2.04万增至6.05万。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经济成分在大工业中占优势，而小工业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几年，小工业和大工业的增长速度几乎相等，其中煤炭工业的开采量和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电力工业则在1925年成为苏联最发动的工业部门之一，发电量超过了战前水平。

在1924年至1925年度，苏联有14家工业租让企业，其中林业6家、木材加工业5家、采矿业3家，组让企业的工人规模在第二个年度达到了23500人。

危机与终止

1923年秋，苏联因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出现，致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扩大，工业品价格猛涨，引起了市场关系的极度紧张和混乱，从而演变为一次工业品销售危机。

1924年至1925年，由于农业歉收以及农民骚动，俄共（布）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及其未来走向上的看法分歧日益尖锐，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此决定放宽农村政策，减收农业税，降低工业品价格，放宽对租佃土地和雇佣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借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在斯大林和布哈林同反对派的路线和权力斗争刚刚取得胜利后，两人关系又由此转入紧张，而1927年底至1928年春苏联发生的农业收购危机成为了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矛盾的导火索，而1928年冬再度发生的收购危机使双方直接剑拔弩张。

1929年4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打倒布哈林一派后，对苏联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改，加速了农业集体化进程。同年12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土地专家代表大会上，提出“消灭富农”口号的同时还宣布新经济政策“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会见罗伯特·穆加贝的谈话中讲到“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其新经济政策本身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过程中，首先从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着手，与新经济政策首先解决农民问题并无二致，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扫除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障碍。此外，还继承新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思路，发展商品经济，简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